菡子与纯姐（四） 重 逢

菡子与纯姐（四）           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重   逢


    战争是残酷的，但菡子在战争中成长。她多次自豪地说：“我是一个小兵。埋在我心里最宝贵的东西是兵的生活，是战士生活的回忆，部队是我最早的革命学校，伟大的革命战争赋予我艺术生命。”每当她想起当兵的日子，她就仿佛年轻了许多，思想就又像大战前夕，充满了求战的激情，希望在巨大的胜利中，也有自己一份战果。
    1949年，全国解放如约而至。是年她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，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，就任华东妇女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。 1951年，作为以冯雪峰为团长的第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，赴莫斯科访问，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。回国不久，1952年春，菡子便随作家巴金等奔赴冰天雪地、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，坚持了最艰苦的坑道生活，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等几次战役。在朝鲜，她一呆就是三年。
    但菡子是非常有情感的人，自从那年纯姐帮助她逃离罗林胖子的深宅大院后，不管是敌后抗战还是三年解放战争、再到朝鲜战场，她都把这位永生难忘的老同学、大姐姐记在心里，全国解放后一直保持着联系。
    但她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抗战期间，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掀起，十七岁的她被打成托派，把她与那远得不着边际的斯大林的异己托洛斯基连在一起，这个魔影就此跟着她。全国解放后，她虽然担任了全国作协理事，上海作协副主席等等职务，可历次的政治运动从未放过她，从托派到左倾机会主义到文革，莫须有的罪名一直尾随她，她往往因这些罪名从睡梦中惊醒，喊着，"他们来抓托派了，快关门……
    1959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这也是菡子与程纯分别十八年之际，菡子回家了。按菡子提前发来的电报她到溧阳的时间，程纯和丈夫早就在车站等了。那天，姐妹两见面的情景让周围的人们为之动容，随着菡子“纯姐......！”一声嘹亮而激动的呼喊，几乎同时，分别十八年的两姐妹紧紧地相拥在一起，顿时“呜呜”地忘情哭了起来......是年，菡子38岁，程纯45岁。
    当年菡子是这样表述的：“隔了十八年，我正无法从安徽的困境中摆脱，人民在受难，不问生死，我们都该在一起，只是我要回一趟故乡，告别妈妈和乡亲。我见到了纯姐，上海的LM来看我时，我们和纯姐的三个孩子睡的大床，另两张床围在大床边上，相隔不到五寸，这多像抗日时逃难的一家，我心中一怔，也许是我一生中苦难的一个缩影。当时还是其乐融融的。三张稚嫩的小脸欣喜地凝望着我俩，纯姐结婚很迟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她三个未满十岁的小孩。”
    菡子提到的程纯的三个孩子也就是和笔者一起长大的邻居、发小、同学，他们是大儿韩潮伟（乳名云云）女儿韩云美（乳名达达）小儿韩云刚（乳名刚刚）。那时，三年饥饿已经袭来，菡子分明已经看出纯姐家米缸空空如也，孩子们都很饥瘦，她决定带一个孩子走，但纯姐怎么也不肯，说，你忙得很，孩子会拖累你。小儿子刚刚忽然紧抓着菡子的手，讷讷地说：“姆妈，让哥哥先跟你去，哥哥吃胖了，接姐姐去，姐姐吃胖了，再接我去。”
    菡子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三个未满十岁的小孩，与他们才见面，心里却又怀着永远的惜别之情，竟不能为他们留下什么纪念品。就像我那时常有的表情，愣愣地看着他们。
   “明明听懂了的，我却如雷轰顶，真的呆了。我是从饿殍遍野的地方来的呀！活着已经很累也很惭愧，我有什么让他们能吃胖的呢！纯姐心里明白，她的眼光与我有同样的哀愁，我下了决心，如果我能活着，我一定与纯姐一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。”面对纯姐的三个孩子，菡子竟无奈地呆呆地想着，此刻的心情犹如翻江倒海，惴惴不安。